肖永明：唐宋之际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书院的兴起-儒藏 一般认为，书院始于唐代，而制度化的书院则出现于宋代。在唐代肇始时期，书院处于一种若有若无、隐约朦胧的状态，直到北宋初年，书院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规模与特色，具备了较为完整的功能，成为定型化、制度化的文化教育组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书院的兴起并非是孤立的、偶然的事情，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缘。探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无疑可以对书院兴起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本文试图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几个方面探讨书院兴起的社

肖永明：唐宋之际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书院的兴起-儒藏

一般认为，书院始于唐代，而制度化的书院则出现于宋代。在唐代肇始时期，书院处于一种若有若无、隐约朦胧的状态，直到北宋初年，书院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规模与特色，具备了较为完整的功能，成为定型化、制度化的文化教育组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书院的兴起并非是孤立的、偶然的事情，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缘。探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无疑可以对书院兴起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本文试图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几个方面探讨书院兴起的社会文化环境。
一
科举制度下社会流动的加速及社会成员
对文化的崇尚中国选士制度在西周就已经产生，在几经演变之后，到汉代成为以察举征辟制为核心的选士制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形成了以九品中正制为主导的新的选士制度。按照这一制度，中正官身兼品评士人及铨叙之重责，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寄雌黄于一人之口。”而在当时政治腐败、门阀士族势力不断膨胀的情形下，中正之职又几乎为豪门世族所把握，家世出身遂变成品评士人的唯一标准，九品中正制已逐渐成为巩固门阀制度、扩大士族势力、强化等级差别的工具，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在这一制度下，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几乎陷于停顿。
到隋代，中国选士制度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乡举里选之法向科举制过渡。隋炀帝时，朝廷正式设置“进士科”，以试策取士。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元和前后，科举制在唐代选官体制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据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所作的统计，唐太宗时宰相由科举出身者的比例为25%，到武则天时此比例已上升到50%，此后诸帝时期，这一比例又不断上升，大部分时候都达到80%以上。这种趋势发展到五代末，在人才任用问题上已形成了一种唯科第是尊的社会心理。《资治通鉴》载，后周显德六年(959)，“世宗欲相枢密使魏仁浦，议者以仁浦不由科举，不可为相。”这种情形，足可以说明唐五代科举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
随着科举逐渐成为进入官僚集团的主要途径，士人们竞为趋进，在唐开元、天宝间更出现了“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的情形，其中进士科甚至成为当时士人唯一的出仕正途。《唐书·选举志》称当时进士出身“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唐宪宗时期，29位宰相中进士占58.6%，穆宗时期14位宰相中，进士占57.1%，敬宗时期进士占85.7%，文宗时期进士占75%，武宗时期进士占80%，宣宗时期进士占87%，懿宗时期进士占81%。当时人们甚至“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
科举制的实行，打破了世家士族对社会政治经济权力资源的垄断，为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士人跻身官僚体系，实现社会垂直流动敞开了方便之门。大量出身低微的士人通过科举入仕进入了官僚系统之中，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据毛汉光统计，东晋中期(345—396)寒素官员的比重仅为4%，武则天时期，科举入仕的寒素比例已达25.5%，而玄宗开元年间寒素官员的比重也基本稳定在24.5%。不少由科举入仕者还在官僚系统中跻身高层，位居要津。据刘虹的统计，在武则天、唐玄宗时期，明经、进士出身的20位宰相中，庶族地主及中下级官吏子弟共占14位。
这一状况，又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士人参与科举、获取功名利禄，以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热情。而上层统治者及各级官僚对科举特别是其中进士科的重视，也产生了强烈的导向作用。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崇重科举的社会风尚。《通典》卷十五称，在开元、天宝年间，人们“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一些学者指出，这种情形，固然与白居易诗名盛极一时有关，但也并非特例，类似的记载所在多有。它所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唐代科举取士以进士科为最盛，而进士考试以诗赋为主，人们对于诗作的这种异乎寻常的热情自然也不难理解了。正如白居易所说的：“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当崇重文化知识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时，社会成员必然会致力于自身知识的积累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正所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可以视为书院的产生及书院制度逐渐形成的文化环境。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全唐诗》中所涉及的处于萌芽期的书院，几乎都是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之所。于此发端，具有教育、藏书功能的书院逐渐出现。书院所具备的读书、藏书、聚徒讲学诸项功能的形成，无疑与当时社会崇重文化的风尚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和较大的相关度。这种一致性与相关度应该不能以偶合视之。大体可以说，由于科举制下，与之相关的文化知识在社会阶层重构过程中的作用得以显现，知识成为实现个人价值与理想的关键因素，当时社会成员追求文化知识的热情也因此被大大激发出来。这一切，为书院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与社会基础。
二
印刷技术的进步与文化的下移
唐宋之际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及其普遍使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由此所带来的文化传播的加速与文化下移，为书院的产生及书院制度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作为文化知识的物质载体与传播媒介，书籍是影响知识生产、流布、储存、积累的重要因素。从这一意义上看，在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书籍可以视为衡量不同历史时期知识生产、传播与积累情况的重要指标。在西周时期的物质技术条件之下，书籍是极为稀缺的资源，均掌握在史官手中，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接触，知识的生产、消费均由官方垄断，知识的流布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所谓“学在官府”。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传播受到很大阻碍，平民阶层的成员难以得到获取知识、接受教育的机会。
春秋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书籍由官方传入民间，平民阶层的成员有可能通过书籍分享积累已久的人类精神文化产品，并成为新的文化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的出现，与书籍在文化知识生产、传播、积累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密切相关。
然而，书籍自身的发展，又是与作为物质载体的书写材料的进步以及一定的书写工具、技术条件的逐步改善相关联的。在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普遍使用之前，书籍生产仍然依靠手工抄写。一部一部地抄写典籍在时间上、经济上都花费巨大，更无法达到大批量生产，书籍生产数量与流通规模有限。这对文化知识的生产、流布、积累产生了较大的制约。
到唐代前期，雕版印刷术出现。现存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唐代印刷术使用情况的记载，如《全唐文》载，唐太和九年(835)，东川节度使冯宿上奏称，“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每年未等官历颁发，剑南、两川、淮南道版印的私历已遍布天下，可见当时日历的印刷已形成了一定规模并已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另外《柳氏家训》中也谈到，中和三年(883)，他“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尽管印刷工艺还有待改进，但大量雕版印刷品在书肆出卖，说明当时雕版印刷的使用已较为普遍，并已用于书籍刻印。
到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术更为发达，应用也更为广泛。大量的书籍雕印出版，其中包括一些大部头著作，如《九经》、《文选》等。史载，后唐明宗时就开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到后周广顺三年(953)五月，《九经》雕造完毕。据王国维研究，五代时已有多种监本儒经雕印，“实则《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外，尚有《孝经》、《论语》、《尔雅》，附以《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与唐石经种数正同。”在监本之外的各种版本也相继出现，如后蜀毋昭裔也“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
相对于传统的手工抄写而言，雕版印刷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手工抄写书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书籍成本、价格均很高。而雕版印刷能够大幅度地降低书籍成本。据翁同文的研究，“印刷术的发明，令书籍的价值一般地减低十分之九左右。”第二，手工抄写艰苦、缓慢，无法形成批量生产。而雕版印刷的发明，使书籍的生产规模大为扩大，书籍总量迅速增加。
印刷术的发明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书籍数量的增加，书籍价格的降低，为书籍的普及化提供了条件，许多原本只能够在有限范围内流传的书籍也能为出身寒门的士人所获得，文化知识的消费面大大增加，由此加速了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文化知识的下移。从许多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之后所带来的这种变化。唐长庆四年(824)，元稹就谈到白居易的诗集已被雕印，出卖于市肆之中，“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技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司马光也谈到五代唐明宗时雕印《九经》，使之广泛流传，泽被天下的情形，“是虽乱世，《九经》流布甚广。”当时人们还采取种种措施，发挥雕版印刷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明人杨慎称：“孟蜀后主崇尚《六经》，恐石经本传流不广，乃易为木板。”淳化元年(990)，宋太宗“赐诸路印本《九经》，令长吏与众官共阅之。”如果说唐、五代时期书籍数量的增加仍不能满足需要，那么，到了宋代，这种局面则已得以根本改变，真宗时就已达到了“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的程度。据钱存训先生研究，在宋代，“由于印本书籍远比抄本低廉，也能有助于做文需要者几乎可以人手一册的程度。”
书籍数量的大量增加为人们筑堂聚书、开馆授徒提供了条件。当时社会上已形成了一种聚书的风气。史载，五代石昂“家有书数千卷”，罗绍威“聚书数万卷”。这种聚书的风气对于书院的发展无疑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书籍是书院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书院各项事业的基础，正如清人戴钧衡所说的：“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书院之名的产生及书院区别于传统口耳相传的讲学形式的本质特征正在于它拥有一定数量的图书，生徒可以凭借藏书，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研习。可以说，书院师生聚书、读书、授徒讲书，都必须以一定数量的书籍作为最基本的物质条件。离开书，书院的发展就无所依凭，书院也就不成其为书院了。雕版印刷的发展所带来的书籍数量的增加、书籍传播面的扩大，无疑为书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五代宋初的一些著名书院，都拥有较为丰富的藏书。如应天府书院建立时，“聚书千余卷”，五代时后周范阳窦氏书院“聚书数千卷”。书院藏书量的增加，也已成为书院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契机。如白鹿洞书院在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得到朝廷所赐的《九经》；宋咸平二年(999)，岳麓书院得到御赐的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咸平四年，又获赐国子监经籍。这些都是被隆重载入书院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们在此后这些书院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非常深远的。
三
官学教育系统的衰落
　作为一种承担一定文化教育功能的社会组织形式，书院的兴起与唐宋之际其它文化教育形式尤其是官学教育和私学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唐末五代宋初官学系统的衰颓使书院的发展成为社会的一种需要，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唐代官学系统包括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级学校，由于不同时期社会各方面情况差异很大，学校的兴废与变动也很多。贞观开元时期，唐朝国力强盛，官学较为发达。中唐以后，受“安史之乱”及其后藩镇割据的影响，国库空虚，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财用匮乏，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上已基本无法保证学校。而官学校舍的修葺、师生的薪俸供给都仰赖政府，学校缺乏稳定的、足够的经济来源，办学自然无以为继，日渐衰落。《新唐书·选举志》载：“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永泰中，虽置两监生，两馆无定员。”到唐大历元年(766)，代宗在诏书中也承认当时官学的状况是“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当时官学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困窘，来源无继。元和十四年(819)，国子祭酒郑余庆甚至提议率文吏捐献月俸以修葺校舍：“兵兴以来，学校废，诸生离散。今天下承平，臣愿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资完葺。”大顺元年(890)，宰臣兼国子祭酒孔纬也提出了类似建议。这些捐资助学的建议，反映了当时官学发展的困窘。而朝廷在别无选择之际，也的确只能以超常规的方法调集社会资源，诏令抽取官吏薪俸助学。《全唐文》卷九一《修葺国学诏》称：“国学自朝廷丧乱已来李爱静，栋宇摧残之后，岁月斯久，榛芜可知。宜令诸道观察使刺史与宾幕州县文吏等，同于俸料内量力分抽，以助修葺。”又据《新唐书》载，唐咸通中，还采纳了国子祭酒刘允章提出的建议：“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办学资源如此严重缺乏，官学系统的衰落，也就势在必然了。《唐会要》曾以“学堂芜秽，略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概括当时官学的衰败景象。
五代时期，在短短五十三年之中，更换五姓十四君。享祚之短暂，更换之频繁，前所未有，社会的动荡不安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官学教育基本陷入停顿，学校教育遭到严重破坏。由于经济的极度窘迫，朝廷即使想修葺国学，也不得不效仿唐末旧例，从现任官员、学监及监生身上开辟财源。尽管当时也有个别君主留意文教，采取了一些振兴官学的措施，但这些举措于官学衰落之大局并无补益，从整体上看，在社会动荡、干戈扰攘、民生凋敝的环境中，学校教育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五代时期是中国教育史上官学最为衰败的时期。
赵宋结束了五季纷乱局面，但宋初数十年间，由于天下甫定，百废待兴，经济实力有限，加上朝廷重科举取士而轻学校培养，官学教育在短时间内仍未能得到恢复。正如宋人王木，但官学仍有名无实，几乎形同虚设，到开宝八年(975)，国子监的情形仍然是“系籍者或久不至。”到赵宋开国三十多年后的太宗端拱元年，位居京师首善之地的太学仍然是“五经博士，并缺其员”，衰败不振的情况可以想见。而各州、郡立学，则迟至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才开始，“大中祥符四年，永康军始立乡校，为州郡立学之始。”但各地方官学办学并无固定的经济来源，缺乏制度保证，常常难以为继。直到宋真宗乾兴年间，这一情形才得以改变。《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五载，乾兴元年(1022)，判国子监孙□上奏称：“知衮州日，建立学舍以延生徒，至数百人。臣虽以俸钱赡之，然常不给。自臣去郡，恐渐废散。乞给田十顷为学粮。从之。诸州给学田始此。”此时已是赵宋王朝立国六十余年之后了。而北宋学校系统的真正振兴，还在此后近二十年的庆历年间。庆历兴学，就是基于对宋初以降学校教育衰败的反思而出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之际官学的衰败，食人旅馆除经济原因外，还与科举制的某些规定有关。在唐宋之际官学不断走向衰败的同时，唐末五代宋初的科举制却保持长盛不衰。即使在天下纷乱不堪的五代时期，科举考试仍极少间断，仅有四年停举。按唐制规定，官学与科举是互相平行的，参加科举考试不须通过学校，考生既可以是中央和地方官学中在学的生徒，也可以是不由学校出身而来自就读于私学或自学而成者。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有关学者研究指出，到唐中叶以后，这种不由学校而“怀牒自列于州县”的“乡贡”已成为取仕的主要来源。
五代、宋初在无暇兴学育才而又亟需人才的情势之下，对科举考试重视有加，而在科举考生来源上也大体沿用唐制，对官学出身的生徒与非学校出身者不再加以区分。在这一制度下，官学中的生徒也仅仅与就读于私学或自学的乡贡具备同样的应试条件而已，学校不再直接与进身之阶挂钩，对于一般士人的吸引力也明显减小。这不仅成为官学衰落的一个原因，也为书院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空间。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固有的文化教育机构的衰败必然导致相应的社会功能的缺失。而社会系统为保证其正常运行，其自我修复机制必定会发生作用，以弥补相应的功能缺陷。书院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教育组织，它的产生与定型，是与当时官学的衰落密切相关的。
事实上，历代许多学者在考察书院兴起的原因时，也是将官学的衰败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的。元代学者吴澄说：“书院实何为乎？盖有二焉”，“郡邑之学有废而不立之时，学者无所就于学。于斯时也，私设黉宫，广集学徒以补学之缺。”清人王昶也谈到：“夫书院非古也。古之比闾族党莫不有长，即莫不有教。”“井田废，比闾族党之制不行，于是始以教养属之郡县。郡县又不能教，至东汉始设校官。至唐末，校官又旷厥官，而乡大夫之有力者，始各设书院，教其子弟。”
四
私学教育的盛行
唐宋之际，科举兴盛而官学衰败，体制内的学校教育从容量、从教育内容上都不能满足广大士人学子求学的需求，士人们自然只能将目光转向体制之外，倚重体制外的私学，唐宋之际私学得到发展，出现了吕思勉所说的“教育之权由公家移于私家”的情形。当时，私学教育活动颇为兴盛，个人聚徒讲学、寺观教学、个人习业山林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风气。这些私学教育活动或直接演变为书院教育，或为书院产生、发展提供了办学思路和运行模式的启发。
个人聚徒讲学活动在唐宋之际是较为常见的活动，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旧唐书》称，唐元和六年(811)登进士甲科的王质一度“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北梦琐言》卷三称：“唐咸通中，荆州有书生号唐五经者，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辈。”《新五代史》载，石昂“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罗绍威“开馆以延四方之士。”在《宋史》中，这类记载颇多。如五代宋初齐得一“能读《五经》，善于教授乡里。士大夫子弟不远百里，皆就之肄业焉。”宋初刘颜“居乡里，教授数十百人”（注：《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儒林传二》，第12831页。）。戚同文“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另据黄玫茵的研究，唐末五代时期，庐山地区因文化传统深厚、地理位置方便，吸引了大量士子，私人讲学活动相当活跃。这类家学教育机构，旨在通过灌输儒家的伦常价值观念以维护家族的和谐稳定，同时提高家族成员文化知识水平，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与此同时，一些家族办学还从家族延伸到社会，在教育本族子弟外也吸纳族外的学子就读。《湘山野录》卷上称陈氏“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在宋雍熙二年(985)得到朝廷旌表的胡氏家族，也是这类以家族教育为主而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办学机构：“累世聚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这种办学机构拥有固定的场所、设施，有一定的藏书及稳定的经济来源，与定型化的书院在办学方式、特点上已经相当接近了。事实上，陈氏、胡氏的这类家族办学活动，就直接演变为此后的华林书院、东佳书堂。
唐宋之际的寺院教学活动也很活跃。魏晋以后，随着佛教势力的扩大，许多僧人多依傍山林名胜，建寺庙，立禅林，作为坐禅、讲读之处。四方徒众聚集修禅，听大师讲道说法，形成了禅林讲学的制度。讲学活动兴盛时，徒众往往达数百人。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不少规范僧众日常生活与教学活动的禅林“清规”，禅林讲学进一步制度化。在唐代多元互动、互相融合的文化环境中，不少寺院僧人在传播佛教教义的同时，也以开放的心态进行包括儒学教育在内的普通教育。当时一些寺院还藏有丰富的儒家经典，不少僧人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对儒家经典相当熟悉。许多佛寺还允许贫寒士人就学寺院并供应其生活所需。这些条件吸引了不少学子寄寓寺院、从学僧人，寺观教学形成一种风气，在当时的私学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据严耕望的研究，唐中叶以后，全国各地名山大川因为交通便利，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士人读书山林寺院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北方的嵩山、终南山、中条山，南方的庐山、衡山、罗浮山、九华山，中部的惠山、会稽山、剡山及青州诸山，乃至东北的长白山、西北的敦煌、蜀中峨眉山等山林寺院颇盛，众多士子习业其中。另据黄玫茵的研究，唐代江西地区的寺院教学已有相当规模。如《庐山记》卷三就有僧智常在宝历初居庐山楼贤院时“学者数百人”记载。《宋高僧传》也谈到，释慧慕在信州玉山西禅院，“其徒数百人”。当时寺院教学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到宋初，寺院教学仍然在私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如宋初名臣范仲淹早年在入应天府书院就读之前，曾读书于长白山醴泉寺。此外，南宋学者欧阳守道还谈及宋初智璇等僧人“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这是由僧人主持的社会教育事业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寺院教学，属于由寺庙的宗教教育向普通教育转化的过渡形态。
唐宋之际士人自行读书山林的现象也颇为常见。唐末五代时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荡与战乱，使不少士人选择寂静的山林以避乱，攻读诗书。如唐元和间士人李宽曾结庐读书于衡山，唐末李渤曾与其兄隐居嵩山读书。另据白居易之说，当时一同结庐读书于庐山的士子就有一、二十人之多，“庐山自陶、谢洎十八贤已还，儒风绵绵，相续不绝。……今其读书属文，结草庐于岩谷间者，犹一二十人。”据黄玫茵的研究，在唐代，庐山是重要的隐居读书修业之所，习业庐山者，不仅有江西本地学子，也有外地人氏。同时，唐代江西士子山林读书修业之所，还不止庐山一地，虔州南康、吉州永新、袁州宜春均为当时士人读书的中心。当时山林读书修业风气之盛，可以想见。
在宋初，仍可见到不少士人读书山林的记载。如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少年时“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又据《周敦颐年谱》，被后世称为“理学开山祖”的周敦颐在少年时曾在湘南都庞岭中的月岩读书。
唐五代、宋初私学教育的盛行为书院的产生、发展、定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一方面，个人聚徒讲学、家族办学、寺院教学等各种私家办学形式的兴盛，说明当时有一种有利于体制之外的文化教育组织产生的社会条件与机制，在全社会有一种重视私学、认同私学的社会心理基础。这对于与其他私学在性质上有众多共同点乃至基本相似的书院而言，是有益的社会环境。书院的产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受时代风气裹挟、影响的结果。
另一方面，各类私学的办学实践为书院的发展、书院规制的完善提供了多方面的启发与借鉴。书院在产生之初，或作为个人读书治学之地，或聚徒讲学之所，往往与当时其它私家办学形式没有明显的区别，与后世所谈的典型形态的书院概念差别甚大。但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书院到五代宋初时就逐渐制度化，“书院”也成为具有特定内涵、规制较为完备、含义较为明确的概念，这离不开对其它私学教育方式的借鉴。如就寺院教育对书院的影响而言，有的学者曾从办学地点的选择、学规的制定、讲学方式的形成、讲学的内容、对书院掌教者“山长”“洞主”之类的称呼、生徒为大师作语录的风气等方面论及佛教对书院制度的影响。刘子健从办学提供读书机会这一角度认为，私人书院是“代佛寺而兴的。”这些论断虽然是从寺院教育对书院的影响的角度而言的，但对我们理解书院与当时私学教育的关系也颇有启发。事实上，很多书院本身就脱胎于各种形式的私学。私学教育对官学体制外办学模式的探索，对民间资源的广泛动员和利用，给书院发展以启示，影响了其发展方向。在私人聚徒讲学活动中，作为核心要素的主讲者以学问、人格相感召，生徒择师而从，来去自由的风气，较少地域、籍贯限制的运作规则，家族办学、寺观办学对办学地点的选择，对藏书建设与经济来源的重视，读书山林者对个人自学及群居共学方式的提倡，凡此种种，对书院都有很深的影响。正是在私学兴盛的时代氛围中，书院这一新生的体制外的文化教育组织得以产生，并在与其它私学教育形式交融互动的过程中借鉴、吸收其长处，不断完善规制，确立自身的特色与风格，最终完成了其制度化、定型化的过程。

作者|肖永明
来源丨《人文杂志》2007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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